《dvorak》

书的前言中，译者将人类谈论死亡和谈论性相比，并得出两者一致的结论。其实不然，食色性也并不是死色性也。人在谈论性时往往嘴上禁忌心里向往，而从来不见有人向往地谈论死。西方文人历来比较开放——其实不是开放只是正常罢了——两样都不讳忌。所以小册子里尽是些什么约翰、什么斯，中国的只见到一个沈从文，外加一个译字，使人难辨究竟是沈从文译别人还是别人译沈从文。总的感觉，中国文人太可怜。其实，我觉得如此浩大的中国不会缺少论死的东西，除了恩莱特对中国文学、哲学总体的不了解外，还包括中国文人向来觉得死这东西不登大雅之堂，偶尔写一些也仿佛少女的日记，只待夜深人静时自己品读，并有理，有理地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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